君阅25 |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Posted by ZiDavid on January 24, 2017

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摩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陈旭麓

最近发觉读书散乱有好处,在于开拓思维,随兴而读,坏处在于难以连续成体系的思路。正好手头有几本可以凑成一个近代史专题,所以从这本开始一块读。

近代史的书也读了不少,尤以民国居多,对于人才辈出、思潮汹涌的民国时代一直心有所往。虽然之前有所耳闻,但陈旭麓先生的书还是第一次拜读,的确精彩,以史实讲话,以思辨见长,以担当为任。这本书收录了陈先生的十五篇文章,形式多样,有学术论文,有报刊文章,有研讨讲话;内容丰富,有关于近代史学科地位的思索,有对近代重大思潮如改良与革命、中体西用、戊戌与启蒙的研究,也有对重要历史人物如道光、李鸿章、孙中山乃至小凤仙的评述,更有对中国近代史独特现象如秘密会党和军阀的考证和探索。总体来说基本反映了陈先生的近代史观,我从中收获颇多。

以下简要摘录其中几讲,谈谈自己的阅读感想。

第六讲: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比较简单的对李鸿章的历史贡献做了一个定位,并对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历史人物评价过于偏激化的现象做了反思,认为历史研究服从政治需要的情况需要历史研究者加以反思。

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纂胜利者的史书,这就使得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无比密切,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正史)想不受到政治的影响都难。但是作为个人的历史学者是可以克服这种影响,对历史做出真实的陈述。这是历史赋予历史学者的使命。

第七讲:“戊戌”与启蒙

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为何断断续续,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再到真理大讨论,再到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这个启蒙似乎仍旧在路上。由千年传统文化带来的沁入骨髓的国民性仍旧没有得到充分的“改造”,没有充分适应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陈先生的观点颇有益,他认为“近代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群并没有能够跳出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这指的是,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和“图强”两个历史使命,“图强”需要打破传统桎梏,学习西方文化;“救亡”需要抵抗西方侵略,强化民族自信和民族人格。两者无疑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如何在这种矛盾中平衡民族和西方的关系,尤为考验民族先行者们的智慧。

陈先生提到的这群知识分子指近代知识分子,那么现代知识分子,有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通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这种阐释能够化解?是不是能够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加速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进程”就能够解决?不得而知,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如果说知识层面的解决过于空洞,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是如何看到外国品牌和国产品牌的?我们是如何看待外国教育和国内教育的?我们的人民用脚投出的选票究竟如何?这些,似乎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有所回答。

第八讲: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可以说,新军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石。正是新式军队为革命提供了火种和希望,成为了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起义的主要力量。陈先生指出,新军与革命的互动呈现出诡异的悖论——清朝统治者妄图依靠新军巩固统治,但结果新军却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这其中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要求以新事物来维持旧统治”。

马克思说过:

“新事物是从旧事物脱胎而来”。

一切新事物似乎都是吸食旧事物的养分而成长起来的。并不存在凭空产生的新事物。那么,对于如今的启示在哪里?一切新兴政治和社会力量,都脱胎于旧事物中的勇识之士(中上阶层)。在知识自由流通的现在,即使不属于旧事物中的精英阶层,凭借知识的力量,似乎一切人皆有可能成为引领新事物的弄潮儿。

第十一讲: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

可能现在人们对于人口增长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已经认识比较清楚,其中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联,前者至少是后者的极大促进因素,是和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略次甚至同等重要的历史合力之一。

但是在谈论人口论就意味着政治不正确的当年,提出这个问题,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里想引陈先生在文末的一段话,从中能看出一名什么才是一名真正的历史学家,一位真学者?

“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揭露他的反动本质,分析他的谬误所在,是完全必需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也一概抹杀。他至少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和要控制人口……我国不是仍然在承受着经济落后和人口膨胀的强大压力吗?对于一切事物包括理论上的分析批判,如果陶醉于纸面上的胜利,而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那么这种胜利就毫无意义了。”

今天谈人口论实际上并没有落后。表面上看起来,现代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已经解决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落后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生产的到来,大量失业人口如何安放?是可以被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所填充?还是通过高等级教育而进入高智力行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人口论所揭示的“治乱”循环(人口)规律,究竟能不能被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所打破?如果不能打破,那么在机器生产年代,这种矛盾依旧会爆发。当今反全球化浪潮的爆发,是不是这种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矛盾又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矛盾爆发后,我们能不能将这种矛盾转化为另一种对社会破坏力较小的方式加以缓解?这都不得而知,但相信答案将在不远的未来揭晓。